近期,我院公共管理系教授诸大建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文章,立足新形势下上海要“勇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”,提出应对范式变迁保持必要张力、起到引领者和“实验室”作用、碳中和是系统整体革命、探索“三生协调”新模式这四个方面的建议,以实现从“跟跑追赶”转入“探索引领”的目标。
新形势下,上海要“勇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”,可在国家、全球、上海三个维度进行思想变革与范式转换。
对范式变迁保持必要张力
范式及其变迁是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现象,社会进步特别是非线性的重大进步常常通过范式转换得以实现。理解范式转换的思想精华,需要把握三个基本方面:
其一,范式是观察科学变迁和社会变迁的基本单位。
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作者库恩将科学发展概括为如下的进程,即“前科学—常规科学—科学革命—新的常规科学—新的科学革命”,强调观察科学发展的基本单位是科学范式。
科学和社会是螺旋式上升的,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可能会遇到一次甚至多次以上的范式变迁。重要的是,不管个人、组织还是更大的社会共同体,在思想意识上需要对范式及其变迁保持必要的张力。
在常规科学阶段,要有一定的收敛性,用已有的科学范式做好解决问题的工作;在科学革命的阶段,就要敢于打破路径依赖,接受新范式和发散性思维,参与乃至推动科学和社会的变革。
其二,范式是大于具体理论的科学思想与科学文化。
以往把理论看作科学变迁和社会思潮变迁的基本单位,往往疏漏了科学变迁和社会变迁的根本是思想和文化。范式是大于理论的,是理论背后的元理论,具有本体论、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意义,告诉我们有关研究对象的基本假定是什么,如何去开展认识和研究,判断好坏的价值标准是什么。因此,范式转换不是某种具体理论和器物层次的转换,而是思想方式的根本性变革。
例如,“五位一体”的现代化发展以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和导向。生态文明的本体论强调,经济增长的物理规模存在地球生态物理的约束;生态文明的方法论强调,要在地球的生态边界内追求经济社会繁荣;生态文明的价值论强调,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好的发展。
其三,范式转换的关键是社会对新范式的认识和认可。
在范式转换中,先行者提出革命性的新范式是重要的,但关键在于科学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思维方式实现变革。一方面,范式转换需要得到重大实证事件的支持。在科学变迁中,往往要看新范式提出的新颖而独特的预见是否得到证实。另一方面,范式转换需要人们对新范式的认识和认同超过某个转折点、引爆点。
由此,在科学领域中范式转换常常需要大规模的专业教育以及教科书更新。如果范式转换涉及更广泛的社会思想变革,还需要用可以听得懂的话语让多样化的社会群体理解新范式。可见,有组织的社会学习对于范式转换是非常重要的。
起到引领者和“实验室”作用
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强烈的国情特征和制度特征,与联合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相契合。当今世界,全球可持续发展运动的本质就是对传统现代化的范式转换,中国可以起到引领者和“世界实验室”的作用。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,有必要强调三点:
一是从传统的经济、社会、环境的串联式发展到并联式发展。
传统的西方现代化以串联式的发展为特征,包括先污染后治理在内的各种库茨尼茨曲线是其重要表现。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是要发挥后发优势、努力实现统筹协调的并联式发展。虽然各种要素之间的平衡协调需要探索和不断试错,但我们一直在努力降低发展要素之间冲突的峰值和延续的时间。进入新时代,中国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,生态环境影响的曲线走向平缓。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串联式发展的重要成果。
二是从传统的经济增长到追求生态红线内的经济社会繁荣。
传统的西方现代化以无止境的经济增长为目的,理论基础是认为经济增长不受生态红线或地球生态物理极限的约束。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,强调发展要有三条红线,即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农田红线以及城市开发边界,进而在整个国土范围合理布置生态空间、农业空间、城镇空间。
三是从穷富分化的现代化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。
以中国式城市化为例,西方城市化的空间单位主要是建成区,中国式城市化的空间单位大体是行政区。中国式现代化指导中国式城市化,就是要发挥行政区现代化治理的体制优势,推进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共同发展,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行双向赋能。在此基础上,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缩小城乡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,推进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共同富裕。
碳中和是系统整体革命
与西方有些人把碳中和看作单纯的技术问题和局部问题不同,中国式现代化对碳中和有着更深刻的认识。我们认为,“双碳”是世界面临的新科技革命和新社会革命。
一方面,碳中和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。
工业革命以来的四次科技革命,包括第一次蒸汽机革命、第二次电气化革命、第三次计算机革命、第四次互联网革命,在实现某个重大方向科技变革的同时,其共同特征是增加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。
碳中和的世界观和本体论意义就是要对传统工业革命进行再革命,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的脱钩以及“倒U形”转折。思想家们已经把1945年地球碳痕迹明显增加以来的历史称之为“人类世”,要求以碳中和为愿景和目标进行新的科学技术转型和社会发展转型。
未来的发展是碳排放下坡,经济社会发展与化石能源消耗、二氧化碳排放反相关。在这一“倒U形”重大转折中,人类的价值判断需要有革命性的变化。
另一方面,推进“双碳”目标需要二维矩阵的系统创新。
碳中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的内生性内容,需要引入两个维度组成的二维矩阵进行范式转换和科技创新:一个维度是双碳创新的对象领域,包括能源、工业、交通、建筑以及农业等部门;另一个维度是双碳创新的手段领域,包括能效改进的低碳创新、能源替代的零碳创新以及碳汇碳捕捉的负碳创新。由此,碳中和是覆盖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系统整体革命,而不是少数领域的技术效率改进。
探索“三生协调”新模式
上海要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,需要对标纽约、伦敦、东京等世界领先城市,但也需要从原来的“跟跑追赶”状态转入“探索引领”状态。思路创新和范式转换是其中的一大关键要素,目标包括全过程创新、集群式发展、高生活品质等。
全过程创新能力——
新形势下,要进一步把科技创新作为全球城市的关键内生要素。20世纪90年代讨论上海迈向21世纪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之际,各方已经认识到世界科技革命和世界创新长波的重要意义。进入21世纪,上海在建设“四个中心”的经济功能之上增加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目标,凸显了创新创意、自主创新之于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作用。
现在强调全过程创新,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,推行范式转换,把“从0到1”的基础研究、“从1到10”的应用研究、“从10到100”的开发研究整合起来,建设有世界级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大脑型城市。
多点发力,集群整合——
纽约、伦敦、东京等城市多是在空间相对狭小的城市建成区考虑问题。传统模式认为,全球城市只有单一的中央商务区和中央活动区。但上海不是一个单中心的全球城市,而是一个多中心组合式的全球城市区域。因此,不仅要把中心城区特别是围绕“一江一河”的中央活动区建设成为全球城市功能的制高点,还要把其他重要的国际影响力空间整合到全球城市建设之中来。
比如,与洋山深水港相关的南汇滨海新城,与进博会相关的大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,是上海发挥全球城市功能的新制高点。下一步,可整合起来建设,做到多点发力、集群发展。
把人民城市与全球城市结合起来——
城市发展是由人、产、城三要素组成的系统。传统的全球城市通常是“先生产、后生活”的模式,即人群跟着产业走,等城市做大了再提升城市质量。中国式全球城市要积极探索生态、生活、生产“三生协调”的新模式和新范式,通过建设高生活品质的城市场景来吸引各种人才,努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。